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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,我从迤山考到陕师大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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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8-12-26 09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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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LV.3]偶尔看看II

    发表于 2019-10-30 16:08:1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
    1960年,我从迤山考到陕师大之后
    文/杨德全


    编者按:本平台2019年10月16日推送了《65年前,我在立诚上中学》之后,10月23日又推送了作者从立诚到迤山中学之后的回忆,激起立诚和迤山两校许多老校友对自己中学生活的美好回忆。今天,再次推送作者离开迤山中学之后的回忆文章,以飨读者。只有奋斗,才能书写无悔的青春,让我们向每一个时代的奋斗者致敬!


    我在立诚中学读初中和在迤山中学读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,各科的成绩都还不错,可以说是全面发展。那时候也比较喜欢写作,不仅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,班里的黑板报、学校的广播稿,也主动去写,从来没有什么畏难的情绪。迤山中学毕业要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,许多同学得知我选择的是化学,多少有些意外。
    其实我做出这样的选择,似乎是水到渠成,自己一点也没有犹豫。这与我在中学六年的学习中,尤其是在迤山的那三年,受到班主任老师的影响关系很大。我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,都是教化学的,我在课堂上多次被他们精彩的讲解折服。因为是班干部,平时和他们的接触也比较多,我对化学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,可以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,实在是太大了。
    我填报志愿的时候,有化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很多,省内比较有名的是西北大学,外省距离富平比较近的,是兰州大学化学系。相对来说,兰大化学系当时的实力更强,更有名,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,这是因为只有师范类院校实行公费制,由国家负担学生的伙食费,这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。
    1960年8月,我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年,我们班同学考到西安的有好几个,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,大家都很兴奋。不过,我高兴的时间不长,就想到,开学后自己的衣食住行学习用品怎么办。
    先说被褥,家里已经实在没有钱买新的,我想来想去,我在迤山中学上学时的被褥拆洗缝补一下,还可以用一段时间,衣服也同样可以洗洗后再穿。就是洗脸毛巾是用自己家的手工织布做的,四个边角都已经烂了,看来必须得买一条新的了,另外还有牙膏已经用完了,牙刷也磨秃了,也需要买新的,至于其他用品,只能等以后到了学校边走边看吧。
    开学了,我背着小小的铺盖卷,提着简单的行李包,来到了西安。
    陕师大在西安市南郊,大雁塔西边不远的地方,几个月前这里还是陕西师范学院,刚刚才和西安师范学院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。
    我们班有近六十名同学,有本省的,也有外省的,有陕南的,也有陕北的,但是大部分还是关中的,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,同学之间互相关心,互相帮助,团结友爱,和睦相处,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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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这是我大一和大二所在的陕师大北校区。学校大门朝北边的马路开着,进了大门向南便是教学楼和办公楼,男生宿舍在学校最南边,我们班男生在南9楼一层,宿舍里睡的是架子床,同学们叫它楼上楼下。

    刚到西安,我对大学的学习、生活还有些不太习惯。大学和中学相比,有着较大的差别。在中学里经常是老师跟着我们,监督我们学习,大学则完全不同,课堂上老师只管按照大纲要求,讲解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,其它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由学生自己安排,一切都靠自觉。有个别学生到了大学觉得一下子自由了,等到工作以后,才后悔没有学下真本事。大部分的同学在大学里不满足于课堂上获得的知识,还主动去查阅相关的图书资料,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,扩展自己的视野,既从容又充实。我在经过短暂的适应之后,和在中学时一样,立即就和同学们熟悉起来,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,还是像中学时一样,认真预习,专心听讲,及时复习、按时完成作业。我把时间基本都安排在学习上,业余时间搞搞内务,洗洗衣服,很少外出。也许是因为我经常在教室学习,大一开学不久,系上就把距离我们教室不远的一个教员休息室的钥匙,交给我保管。我的任务是,负责休息室的卫生和安全。这样,我每天早早的就到教学楼,先去把休息室清扫擦洗一遍,打好开水,为老师课前课后的休息做好准备。下晚自习后,等到教室要关灯锁门,再一个人悄悄地带上书去教员休息室学习。
    夜深人静,整个教学楼几乎已经没有人了,休息室也非常安静,正是看书学习的好时光。我在大一大二的无数个夜晚,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偶尔,我也会觉得疲倦,有些意志消沉、缺乏信心,但是一想到自己从谷张学校、立诚中学、迤山中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,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,又鼓起勇气,继续前进。由于我每天都比别人多学一些时间,所以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不错,不仅锻造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,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习能力,遇到新的问题,能够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正可谓一分耕耘,一份收获,从来没有白费的功夫。我上大学的1960年,陕西比较干旱,连续出现了两个“百日大旱”,粮食减产严重。第二年、第三年,粮食依然持续减产,国家安排一些机关单位精简干部,甚至举家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。当时,整个国家的粮食、副食、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比较紧张,粮油肉蛋奶糖布匹等都是凭票定量供应,经常有人吃不饱肚子。虽然人们也想了一些办法,比如搞瓜菜代,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长时间的喝稀饭,吃不上粮食,不仅营养不良,还很容易浮肿。在我们同学当中,得浮肿病的人就不少,他们不仅脚肿,手肿,脸也会肿,最后发展到全身都肿,用手指头在胳膊上轻轻一压,就是一个深坑。因为没有力气,许多人成天躺在床上。当时,学校不仅物资供应困难,办学经费也很紧张。后来,学校决定给我们这一级学生集体放长假一年,回乡参加农业生产。在西安,除了陕师大外,西北政法学院等好几所院校也都放了长假。1962年8月,学校一放暑假,我们这一级学生就卷起自己的铺盖卷,离开了学校,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回到富平后,我再一次深刻的体验到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生活的不易。我在九岁上小学之前,就已经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,后来上学之后,在农忙时节,也会回家参加农业生产,对务农活一点也不陌生,更不畏惧,但是成年之后,长时间持续在乡间从事农业生产,这还是第一次。当时农村的情况经过大跃进和几年的自然灾害,境况大不如前,生产和生活非常艰辛,但是困难反倒激发起我的勇气,我很快就在农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这一年遇到的磨难虽然很多,但是我仍然干的很愉快。关于我那一年回到富平的具体情况,参见2018年10月11日 富平人《刚上了两年大学我又回到富平》,1963年8月,我如期收到学校的通知,要求我们9月1日必须按时返校报到。拿着学校的通知书,当时我心里既高兴又担心,高兴的是自己终于又可以重返校园了,担心的是自己走了以后,丢下家里的老婆孩子,他们可怎么生活啊。但是又没有办法,还得向前看。我背上铺盖卷又从庄里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。为了省钱,下火车以后,我从西安火车站一直步行到大雁塔,再从大雁塔走回学校。虽然师范生的伙食实行供给制,自己吃饭不用花钱,但是穿和日常用度,依然是个问题。这一次去学校的时候,因为在农村劳动了一整年,我的裤子已经补不出来了,返校的时候,实在没有裤子穿,老伴就把她的裤子让给我,我是穿着她的裤子回到的陕师大。后来,学校每月给我2、3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,我日常生活的零用问题才得以缓解,但是仍然有接不上趟的时候。班里的杨国昌等同学看我如此困难,曾经分别私下里借钱给我,不仅缓解了我的困窘,也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支持,我永远感念他们。返校不久,学校将我们从陕师大北院,也就是原来陕西师范学院校区搬迁到南院,也就是原来西安师范学院校区,北院则给了新成立的陕西科技大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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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陕师大南院位于吴家坟,占地宽广,校园绿化很好,环境优美,特别是学校的图书馆大楼,在当时的西北地区是首屈一指的。
   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学校图书馆的自习室学习,下午还会和同学一起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和树荫下看书,师大图书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    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之外,我实在没有钱购买书籍和文具。记得我的每一张纸片,基本都是正反两面都写完了,实在无处可写,才丢弃的。
    因为没有钱买课本,上课的时候,我会非常仔细认真的记笔记,下课后赶紧及时复习。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,也为了学的更扎实,我就勤跑系上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,看完一本,马上还回去再借,图书馆和资料室给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和精神力量。
    由于我们学的是师范专业,毕业后是要去当老师的,所以在学完化学专业基础课之后,还专门开设了一门中学化学教学课,大四在进行了工业见习之后,我们就开始分组教育实习,我们组被分配在西安市女子中学。
    到了女中之后,我每天都要跟班听讲,其余的时间用来熟悉教材、撰写教案,等教案写好了,又开始反复练习试讲,直到正式上课。
    记得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,我们还在课外组织了一场化学晚会,让学生表演各种利用化学反应设计制作的节目,展现化学的神奇和奥妙。会后,许多同学都感到意犹未尽,我又专门编写油印了一本化学晚会的小册子,送给大家留作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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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当时,我编写油印的化学晚会的小册子

    我们是1963年9月1日返校恢复学习的,9月6日,中共中央发表了《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》,批驳此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,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升级,此后一直到1964年7月,中央先后发表了九封批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,简称“九评”。九评发表后,各班都成立了若干个“学习九评小组”,经常组织学习,要求每个人都要写心得体会,刨析自己。
    从女中结束教学实习回校不久,学校开始组织毕业教育活动,依然以“学习九评小组”为单位,进行讨论并做小组毕业鉴定。
    我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学习九评小组给我的鉴定意见,里面除了强调“能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更严格要求自己”外,还指出,通过九评的学习,“做到了到边疆、到农村、到山区去的思想准备”。
    其实当时,我们是绝对地服从组织分配的,从来还没有听说过,谁想到什么地方去,或者不想到什么地方去。但是这样的思想教育,让我们更加坚定一切听从组织分配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    接下来的毕业宣传教育活动,主要就是学文件、听报告、组织座谈讨论了。大家个个大会发言,小会表态,人人写保证写决心,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,到农村去,到边疆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我也早早地做好了准备,党叫干啥就干啥,哪里需要,就到哪里去。
    难忘的大学生活,终于结束了,我在上大学期间,曾经先后担任过班长、学习委员,团支部组织委员等职务,和老师、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
    一别五十五年,好多同学再也没有相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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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965年7月,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时全班合影

   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回忆录《八十自述》,原标题为《我的大学》,本文图片为作者提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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